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及精品改编剧集对文学母本精髓文学基因充分尊重、吸纳并有效转化，文学原作为改编剧集创作源源不断地输送精神骨血与艺术养分。新时代文学赋能剧集改编的基本构成逐渐从网络文学IP改编独大逐步走向网文与纸媒文学创作交相辉映、各美其美的良好格局。面对从文字到影像的媒介转换，精品剧集创作与改编需要兼顾转译中的叙事调整、传播约束等文化考量，以及原作的精神蕴含、艺术韵味与思想深度。当下精品剧集改编创作理念的自主开放，与新时代电视剧叙事艺术、影像美学的高质量发展相伴相生，“以我为主”的精品剧集改编创作以影像再创与母本“文学性”表达建构起一种镜像互文关系。本文刊发于《中国电视》2025年第3期。
新时代电视剧网络剧（以下简称为“剧集”）创作高质量发展，文学赋能功不可没，其中既有网文IP为剧集题材内容带来的新奇繁复，又有获奖文学作品、纸媒小说、报告文学等为改编剧集输送的精神骨血与艺术养分。同时，改编“续创”中也始终存在对母本“文学性”的调整与删改，改编创作观念不断走向开放自主。本文从创作美学角度聚焦新时代精品剧集创作与改编的文学赋能，提炼总结创作特征与改编规律，以裨益于今后文学赋能剧集改编创作的高质量发展和精品力作的持续推出。
新时代以来，国家广播电视总局对重大主题创作的鼓励扶持力度持续加大，从源头抓创作、大力扶持优秀剧作等政策导向有力推动了剧集创作的高质量发展，同时也影响、形塑着剧集改编创作的面貌，不断丰富、引导着剧集改编的母本来源与构成趋向。剧集改编从此前较多向网文IP借力，转向同时热忱拥抱纸媒文学母本，新时代文学赋能剧集改编的基本构成也从之前网文IP改编一家独大逐步走向网文与纸媒文学创作交相辉映、各美其美的良好格局。
纸媒文学中，茅盾文学奖、鲁迅文学奖、金盾文学奖等高规格奖项的获奖作品自然是剧集改编创作的首选。这些获奖之作均是经过一层层遴选、大浪淘沙后脱颖而出的优秀作品。曾有文学研究专家指出，大众文化创作，即便是其中的高水平作品，在国家民族的艺术谱系中，一般也只能达到平均水平。这一说法或许不排除精英文化的骄傲，也可能存在不同媒介艺术在不同评价参照系下进行平行比较而产生的标准偏差，但作为大众文化的剧集创作需要借助高水准的文学母本提升剧作水平，是毋庸置疑的。纯文学创作以优秀作家的审美心理结构与文化积淀为根基，饱含作家最真挚深沉的生命体验、审美表达以及对时代社会、历史文化的独特思考，永远是文艺创作原创力的大本营与创新动力引擎。剧集改编创作则能促进文学作品提升其大众传播力、影响力，也由此催生了纸媒文学与剧集改编双向奔赴、两方共赢的可喜局面。
尊重、吸纳并有效转化文学母本精髓是改编创作的普遍共识，“尊重原作”也成为改编创作的伦理前提。①而究竟什么才是文学母本的精髓，不同的创作者可能有不同的理解和阐释。20世纪20年代俄罗斯文论家、语言学家罗曼·雅各布森曾以“文学性”来加以提炼，即“文学并非指文学作品，而是文学性，也就是使某一作品成为文学作品的特质”。②“文学性”概念的提出，一方面开启了20世纪文学研究侧重形式本体的理路，有其卓越贡献；另一方面作为文学理论高频词持续引发争论，一百年来众说纷纭，文论家借助这一概念极力强调“语言技巧”与“诗性功能”，却企图悬隔文学外部联系的主张，不断被同时期及后续研究者所批评与纠偏。③
进入新时代，有研究者指出雅各布森的“文学性”“并不是文学弃绝了一切外部联系的独立自足性……不仅有诗学的、艺术的、审美的维度，也有社会的、历史的、文化的维度”。④这种对“文学性”的再阐释显然不再囿限于形式本体美学的单一向度，而与马克思恩格斯文论“美学的观点和历史的观点”⑤、别林斯基认定的“当一部作品经受不住美学评论时，它就已经不值得加以历史的批评……”⑥以及新时代我国进一步发展的“历史的、人民的、艺术的、美学的”等艺术主张都存在着或多或少的相通之处。
正是文学原作为新时代精品剧集有力赋能、为改编剧集创作源源不断地输送精神骨血与艺术养分，才成就了新时代荧屏的累累硕果，与非改编的原创精品剧集一道共同绘就了当下现实主义精神和浪漫主义情怀相结合的文艺版图。“文学性”在精品剧集改编创作中的渗透是全方位的、弥漫式的：作品的精神意蕴、文化视野与人文情怀的深刻宏阔之外，更有叙事艺术的成熟、情节设置的引人入胜、人物个性与群像的鲜活塑造、人物语言及细节的动人魅力……必须说，融汇“技、艺、道”与高度艺术概括力的优秀文学母本艺术将改编剧集创作托举到了坚实有力的极高起点上。
在具体的改编创作上，可以看到，文学赋能的内容多姿多态，母本来源则包括报告文学、纸媒小说、网络文学等多种体裁形式。纸媒小说、报告文学为重大革命历史题材剧、家族剧、谍战剧等精品改编剧集大力赋能。如书写中华民族坚韧生命力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深厚蕴含的家族剧《白鹿原》，呈现血与火的国族记忆、家国情怀以及年轻革命者精神历程的革命历史题材剧《破晓东方》《叛逆者》等，均改编自纪实文学或小说；现实题材改编剧《平凡的世界》《最美的青春》《大江大河》《黄土高天》《高山清渠》《幸福到万家》《风吹半夏》《驻站》等深刻摹写新中国建设史、改革开放史、新山乡巨变的脱贫攻坚以及当下中国各行各业斑斓多姿的新时代故事。文学原作高超的叙事艺术、鲜活饱满的人物群像塑造与人性揭示、开掘生活对话时代的深阔视野以及深邃厚重的思想蕴含都为剧集改编创作夯实了地基，使精品剧集能够以影像艺术的形式为荧屏奉献城乡中国式现代化道路丰富厚重的探寻求索，其中慷慨诗意与艰辛曲折的时代足迹、国人的丰富心灵轨迹都一次次触发当下观众的共鸣。如《大江大河》三部曲生动描绘了我国改革开放以来国民经济发展与企业寻求突破的恢宏变迁史，其纵深的厚重与横切的细腻共同建构起作品高度的艺术概括力。剧集的突出成就得益于原作深厚的精神蕴含、典型人物的群像塑造与艺术魅力，原作作为优秀现实题材网文创作的重要代表，早在2009年即获得“五个一工程”奖。而剧集的优秀品质与良好口碑也极大地提升了现实题材网文改编在改编剧集创作乃至整个国产剧集精品创作中的分量。
文学改编剧集还通过《装台》《人世间》《人生之路》《繁花》《我的阿勒泰》《乔家的儿女》《北上》《欢乐颂》《都挺好》《理想之城》《玫瑰的故事》《小别离》《小欢喜》《风犬少年的天空》《曾少年之小时候》等一批年代剧、都市情感剧、青春校园剧一再彰显文学赋能精品创作的力度。这些剧集焕发着集体记忆与时代情绪，一再点燃观众情绪，展开对教育焦虑、女性意识、职场历练、复杂人性等话题的热议，让观众在共情的同时思考，其精湛的叙事艺术、人物塑造更是令人们津津乐道。其中现实主义美学的标杆之作——平民史诗《人世间》，以醇厚真切的生活滋味、人生命运况味以及充满悲悯情怀的审美韵味赢得了电视主流奖项的大满贯。
其他如悬疑涉案题材的改编作品《无证之罪》《隐秘的角落》《沉默的真相》等超越了此前该类作品悬浮化的创作窠臼，将悬疑设置、家庭创伤、社会暗影与人性揭示熔于一炉，与一批原创剧作一道形成了风格独特的“悬疑风”。涉案剧《三大队》的原作纪实文学《请转告局长，三大队任务完成了》不足万字，更适合电影容量，而改编为剧集增补了大量前警察人员的日常生活与曲折复杂的追凶历程，显示了新时代文化语境下现实主义创作原则与美学精神的胜利。此外，一些形式奇幻、内核写实的都市奇幻剧，如《开端》《天才基本法》，将“上天”的奇幻时空想象与“入地”的烟火日常相结合，共同拓展了“现实向”题材改编的艺术空间。
文学赋能剧集改编创作也从现实题材延伸到古装题材。如《琅琊榜》《庆余年》《知否知否应是绿肥红瘦》《莲花楼》《永夜星河》及由马伯庸小说改编的《长安十二时辰》《显微镜下的大明之丝绢案》等无一例外地超越了古装剧“权谋”“宫斗”的创作窠臼，在历史观与历史意识上取得了重要突破，折射出新时代文化语境对历史题材小说与剧集创作者精神文化视野的深刻影响。这些作品在充满悬疑的奇巧书写中彰显出普通人的家国情怀、真相追寻与热血正义，剧集精品创作也通过高超的影像艺术将文学原作中的历史反思、人性写照与优秀传统文化进行了较好的艺术转化。
如人们所熟知的，并非所有文学IP都适合改编，那些偏于个人化、小众化的表达如诗歌、散文以及注重形式追求的先锋小说（如叙事性弱、打乱时空的意识流小说），长久以来被广泛认为不大适合改编。然而，创作总有例外，优秀战争题材电影《一个和八个》（1984）即取材于郭小川的同名长诗（1957年创作，1979年正式发表），散文化与纪实感相融合的电视剧《南行记》（1991）改编自艾芜的同名小说集（1935年初版），欧美、日韩的影视作品改编创作更是一再突破这些常识。近年来，剧集领域也接连出现打破这一一般规律的个案。如改编自散文集的《我的阿勒泰》即属此类；再如刘慈欣的同名科幻小说改编为热播剧《三体》，推动了国产高水平科幻剧横空出世，也证明了科幻文学赋能剧集创作的巨大空间。以上这些从传统意义上看不那么容易改编的文学体裁、题材，其成功改编都深具创作启示，由此大大拓展了文学赋能剧集精品创作的边界。
《三体》剧版的精品创作与改编，固然有视听制作上花样繁多的3D场景特效、动作捕捉、游戏动画、艺术动画等技艺手法对原作科幻想象力成功转化的因素，同时该剧的优秀口碑也来自剧集对原作人物形象、情节设置、悬念设计等较好的还原与保留。相比之下，美国奈飞对《三体》不够成功的改编很大程度上则是其违背原作、故意歪曲中国所造成的，观众的诟病也在意料之中。因此，剧集改编观念虽然日益开放，但并非无所限制，像《三体》这类深入人心、书粉忠诚度极高的大IP，剧集创作就更要谨慎对待原作、把握好“创造”的尺度。
跨媒介改编如同一个转译过程，从文字到影像的媒介转换首先带来叙事方式与策略的变化，叙事容量、线索与结构，叙事视角、时空、情节、细节等方面，都需要根据视听艺术的创作要求做出相应的调整。比如《玫瑰的故事》原小说中采取多个人物的视角叙述，剧集则转变为主人公玫瑰的单一视角和画外音，这样的调整明显让女主人公的情绪情感、内心世界更加突出；同时，剧版还为玫瑰增加了美术策展人、出版社编辑等丰富的职场经历，而不像原小说中玫瑰只是一个美貌的家庭主妇，这些改编都有利于剧集的女性意识表达，同时也让叙事线索、情节设置更为丰富、生发更多变化。
其次，作为视听艺术的剧集，其创作受媒介线性播出的约束，在叙事线索与结构上需要更集中、更有效地吸引观众的注意力。如电视剧《人世间》裁剪原小说周蓉在法国生活十二年之久这段重要的人生经历，⑨即属这种情形。剧集不可能像小说那样自由叙事、枝蔓丛生。电视剧确实因此无法展现原作寄寓周蓉这一人物书写知识分子心灵史的丰富蕴涵，也因对原作“文学性”的局部减除，影响了周蓉这个人物的立体饱满，但从剧集整体改编效果来看还是很成功的。
再次，伴随媒介形式的转换，影像表达比小说文字更为直观，传播人群更广，对作品的叙事伦理或意识形态的要求一般更严，传播的禁忌与约束的门槛也更高。⑩因此文学作品改编为剧集创作时，在保留其“文学性”的同时，还需要对作品的伦理观、文化观等加以考量，很多时候都要对原作进行局部删改，甚至不排除为了整体的艺术效果而删减一部分“文学性”。如《人世间》还改变了小说中水自流是郝省长和金主任的亲儿子这一人物身份关系，由此剔除了因人物关系过近可能带来的巧合感或宿命感。此外小说中周秉义病逝后，郝冬梅很快改嫁，在剧中则改编为秉义病重、冬梅陪秉义故地重游，二人相互搀扶走在当年约会的索架桥上，冬梅感慨“周秉义，你做到了”，也成为全剧冲击力极强的感人段落。不难看出，这些大多是出于媒介转换相应要求的文化伦理考量而做出的删改。
如《风吹半夏》表现20世纪90年代中期许半夏从一个普通女性成长为民营企业家的人生历程，同时也冷峻反思了主人公在建设钢厂过程中对环境破坏的原罪。原作小说《不得往生》带有罪孽深、遭报应之意，剧集更名为《风吹半夏》，一扫原作的消极色彩。剧集更多凸显了民营企业家的顽强坚韧与奋斗精神，剧中许半夏全然不知生意伙伴兼好友陈宇宙和童骁骑用机油污染滩涂之事，知晓后愤怒到对好朋友大打出手。情节的调整让主人公许半夏的形象更加正直、有人文情怀，而陈宇宙后来患病死去的情节则带有赎罪的意味。剧集的价值取向由此趋向温和正义，也伴随着几许悲凉。这一改编一方面保留了原作的反思精神，另一方面也是基于媒介转换要求的适度调整。
当然，“调亮”也需要把握分寸，并不是所有的调亮都恰到好处。比如由山东作家赵德发发表在《人民文学》、获“五个一工程”奖的小说《经山海》改编的电视剧《经山历海》就存在这一不足。该剧讲述山东日照农村、乡镇脱贫攻坚与乡村振兴的故事，原作的生活基础深厚扎实，改编创作也有诸多优长，但也存在调整“过亮”的问题。原作对农村基层的贪腐问题有着深刻生动的揭示，而在剧集中，原作的基层党支部被改编成了一个优秀的战斗堡垒，严重削弱了原作的复杂深刻；有些片段的呈现更是直抒胸臆、直奔主题，折损了原作“文学性”的“诗性功能”。
纵观新时代精品改编剧集创作，总是与高水准的叙事艺术与影像美学成就如影随形，精品剧集由此建构起叙事美学、人物群像美学、地域美学、表演美学、视听美学等丰饶多姿的美学特质。仅以地域美学为例，从《小巷人家》品江南苏州韵味，从《沉默的真相》《风犬少年的天空》感受阴郁湿冷与温暖烟火气的重庆两面，从《平凡的世界》《黄土高天》领略黄土高坡的陕北风情，从《春色寄情人》看泉州街巷……这种美学特质体现在但又不止步于地域特色，而是涵容了地理空间/环境/场景、人物方言、生活习惯、美食、妆容、服饰、表演、非遗、民族歌舞、地方风土人情等。地域美学特质还渗透进情节设置，构建起环境、场景氛围与意象意境，形塑着人物的情绪情感心理，甚至打通了社会生活中文旅融合的发展通道。
即使在音乐这个国产剧投入一向不足的创制环节上，新时代精品改编剧集也明显可圈可点。《平凡的世界》中的片尾曲《神仙挡不住人想人》有着陕北情歌的苍劲粗犷，《最美的青春》片头曲《最美的颜色》温润清新，《琅琊榜》的插曲《红颜旧》缱绻情深。《人世间》同名主题曲的歌词更是道尽了人世间百姓生活的五味杂陈、韵味绵长，令听者会心、百感交集；旋律从低回蕴藉到深情激越的变化触发人心，既上口耐听，易于记忆、流行，又有其演唱的专业高度与难度，不至于因流行而陷入庸常，由此成为该剧的重要艺术标识，为剧集以影音建构起不同于原小说的艺术成就发挥了重要作用。《玫瑰的故事》的一大亮点也当属音乐元素的运用，剧中的歌曲、歌词、背景音乐总是恰到好处地烘托了玫瑰的心绪与忧伤，让观众与女主人公共情共鸣，一道沉浸在音乐歌曲激发的心续和情感之中，一同体味人物在婚恋和事业中的伤痛与成长，体悟人物精神上不断走向自立自主的人生心灵轨迹。
以《繁花》《我的阿勒泰》为代表的精品改编剧集，则更鲜明地呈现出“以我为主”的改编续创自主性。由此，母本文学与剧集形成了一种镜像式的互文关系：改编后的剧集虽然与原作同名，但其实变动很大，不只是叙事结构，包括相当程度的“文学性”；续创还增补了新的“文学性”，并借助视听优长来实现其形象转化。准确地说，将原作视为创作素材，在改编创作史上早已有之、不乏其例，但从剧集改编效果来看却鲜少如《繁花》《我的阿勒泰》一般成功。剧集续创与原母本之间最终形成“似同实异、比肩而立式”⑫的镜像互文关系，标志着改编创作观念进一步走向自由开放；同时，这种镜像互文也反映了创作者们不同的审美观照侧重与文化关切，昭示着媒介艺术生态中大众文化与文学创作既共生参照又难免隔膜的复杂关系，也扣合着观众与读者、视听与文字同中有异的审美心理与期待心理。
电视剧《繁花》编剧大刀阔斧地删减了原作中主次多位人物——沪生、小毛、梅瑞、蓓蒂、潘静、绍兴阿婆等，叙事线年主人公们的童年、少年经历，新增了教导阿宝驰骋股市、被其视作人生导师的爷叔这一重要角色，扮演者游本昌也因成功表演登上了个人演艺生涯的又一巅峰，获得多项荣誉。这些删改也从根本上改变了原作的精神蕴涵与气质：原小说展现的是1960年—20世纪90年代间上海市井的生活百态，电视剧描绘的则主要是1993年新上海滩的商战风云与时代风华；表现重心从多人多线索的情感经历纠葛转为宝总和玲子、汪小姐、李李三位女性之间的事业携手与情感羁绊。剧集的精彩故事显然契合视听艺术对叙事线索集中的内在要求，但也舍弃了原作对上海市井万花筒式、博物志般的生动写照与局部“文学性”的诗性功能，将打翻五味瓶般的人生况味改写为一种新上海滩弄潮儿们的繁华腔调。应该说，电视剧创造了另一个、另一版情深绮丽的《繁花》。
与之相似，《我的阿勒泰》的改编也走了一条“以我为主”的路子。作家李娟的同名散文集于2010年发表后，即受到文学界和文学爱好者的赞誉与喜爱，但并没有更广泛的接受度——尚未出圈。改编的8集电视剧《我的阿勒泰》虚构了原作没有的哈萨克青年巴太这一人物，经由演员于适形神兼备的演绎成为全剧亮点；李文秀和巴太的爱情、文秀的成长是全剧的戏核，巴太为救心上人射杀心爱的踏雪马成为全剧的剧眼。这一戏剧高潮段落迥异于原作中李文秀偏于心理情绪、多年无果的暗恋故事，也让剧集不完全等同于原作的纯散文风格，成为与原作“比肩而立式”的改编创作实践。
这两部作品的艺术风格虽然判然有别，但剧集都将影像创造的主体性发挥到了极致：王家卫的导演艺术为原作注入了新的灵魂，以光影、色彩、造型描绘时代、镌刻空间、烘托场景、摹写气氛、形塑人物的心绪与人物关系，建构起鲜活的地域美学风格，使该剧成为电视剧视听艺术革命性提升的标杆之作，也深深打上了导演的个人风格与剧评专家所论的“孤品”特色。《我的阿勒泰》的影像特色虽然没有《繁花》中夜上海的斑斓魅惑，但无论是温暖澡堂中的氤氲舒缓，还是巴太和文秀相遇的彩虹布拉克、树上一个个嶙峋的马头骨，绿草繁茂、一眼望不到边的夏牧场，夜空幽蓝、碧波清亮的仙女湾小道……这些大自然的慷慨赐予如此自然迷人，无形中触动了观众的柔软心弦，令人们无限神往与感动。剧集在融合不同民族文化的地域美学建构上同样获得突出成就。
剧集改编创作与一般创作一样，都是有一般规律的“”，而无固定答案的“定法”，因为视听艺术创作从来都不是金科玉律所能限定的，而是每每呈示出一种“度”的艺术。文学赋能新时代精品剧集创作与创新，必定是优秀文学作品与精品改编剧集的双向成就；改编创作需要充分尊重优秀原作，处理好保留原作“文学性”即蕴含精髓、艺术韵味，与发挥剧集主体的艺术自觉之间的关系，并以创作和制作全流程各环节的高品质完成视听艺术的高质转化，进而不断借助文学赋能推动剧集创作的高质量发展。
